"丟東西"對國民性的啓示

在著者幫助建立的幾家小店中有一個共同的現象：開店不過幾周就有十幾張客戶的身份證被遺忘在店員手裏。雖説本店需要用客戶證件作爲貸款的前提，但這些證件衹需要被看到而完全無需留在店裏。當然，店員也從來沒有想要任何人的身份證。對他們來説，額外保存這些東西沒有任何實質上的意義。可也就不知爲什麽，多個客戶在知道身份證忘在店中也沒有着急，以至於即便店員多次打電話給這些客戶，這十幾張身份證還是遺留在店中達幾個月之久。照此下去，可能這些證件注重會在繁忙的店中丟失。

説不定對身份證的不在乎可能還是有情可原。畢竟在本地農村，證件的用途不外于像投票這樣幾年才會發生一次，并且對於當地人説實話真的是可有可無的事情。丟了證件對日常生活的影響不大。當時到後來住著認識到人們也會丟一些更重要的東西。丟手機、丟衣服、甚至丟錢都有發生，而且都還頻繁的令人可怕。儘管著者所見的也有可能是爲了不還貸的惡意行爲，但即便是這樣，對於極低收入的本地人，丟失的這些東西以收入的比例來講個個都是價格不菲，且在日常生活中極爲重要。

那麽，究竟是爲什麽讓丟東西在這裏變得如此家常便飯？當然著者不能很簡單的給出一個權威性的答案，不過把這種情況粗暴地歸納爲"粗心"、"漫不經心"等"劣質文化"肯定也是不妥。畢竟一種現象的頻繁出現必定有它一定的合理性；也就是説，丟東西的人們或許在長期丟失的狀態下希望獲得或真正獲得了若干好處，所以這種現象才會經常出現。在幾年前的一篇文章中著者曾提出"國民性"在如自然災害等重大事件發生時會突顯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不同。説不定坦桑尼亞的"丟東西"也可用類似概念來解讀。

當然，"國民性"這個詞匯本不應該過多利用。通過用一個模糊的概念來解釋民族不同過於籠統并會有種族歧視之嫌。同時，"國民性"會讓集體行爲被看成是一個不可複製、不可改變之物。具體地説，所謂的文化、傳統不同已經決定了人們的行爲，而以爲文化、傳統不能短時間内有很大變化，作爲集體行爲中的單薄個體，個人即使抱有極大熱情也不會有改變集體行動以及"國民性"的能力。在"國民性"看來，一個人敦促大家別丟東西并不會減少物品遺失的絕對數量，因爲幾十年來的"優良傳統"在繼續驅使人們去熱衷的丟東西。

很明顯的，這種邏輯聽上去極其荒謬。但是若是從反方向（也就說從集體到個人而不是個人到集體）來看，"國民性"可能還有一些合理的解釋力。比如説，在大家都在丟東西的情況下，丟東西就會變成一種習俗、一個沒有貶義、不需要羞愧的共同習慣。反正大家都在丟東西，所以丟了東西也不會受到任何人的責備和辱駡。一種大家都可以容忍的壞習慣竟然成了一個社會常態，帶領每個人走入一個自我不檢點也不會有任何社會懲罰的怪圈。最終，像“丟東西”這樣別的社會認爲是“壞”的行爲完全被人們正常接受。

這也就可以解釋爲何本店店員在受到客戶遺失的證件后也不會想方設法去把證件送還。因爲整個社會都認知丟東西并不罕見， 沒有人會爲這種小事着急。店員也會默認在他們自己丟了東西以後也不會有人會抓緊時間協助物歸原主，所以他們何必去努力尋找丟失證件的客戶呢？説不定在努力找到后客戶也會感到莫名其妙，以冷冷的一句"證件丟了又怎樣？需要的時候再去拿"打發掉店員的一切努力。一個很"無所謂"的集體就會慢慢成就一群很"無所謂"的個人，從而加强這種"國民性"的吸引力。

問題是，在一個現代經濟模式中，“丟東西”這種的習俗基本上可以和低效率劃等號。比如説，大量生產就意味著所有在生產中需要的材料（包括零件、資金、人才）都要有一定的標準化。在這種要求下，“丟東西”很容易演化爲對細節的不關心、不注重，以至於每一個生產出來的產品都會有多多少少的不同。可能對於習慣了“丟東西”的本地人來説，一個產品少了一點什麽不是很重要，也并不需要檢討。但是在一個以精度和系統性爲根本的項目中，這種不在乎很快就會讓整個系統性的操作過程崩潰。

雖然說著者對於這種"系統性崩潰"在他的開店過程中已經是見得太多，但很是必須强調這種不注意小節的現象并不是本地文化的根本。本地人并不是知錯不改，而是他們本來就沒有把“丟東西”看作重要的事情。在“丟東西”就像吃飯一樣平常的社會中，去"矯正"這種習俗其實就和突然叫人們不要吃飯了是一個道理。對本地人來説，一切"矯正"的努力并不會被看成是一種改善或是幫助，而是一種莫名其妙的多管閑事。這種在外地人看來可能是不可思議的視點説不定就是"國民性"合理的一面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