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February 27, 2016

論貧困與尊嚴

著者記得從小頻頻聽到父母如此般的教導:“人窮但不能窮志氣”。當時以他那乳臭未乾的小孩身份,對這類教導的具體理解不外于“不能嫉妒同學課後買的零食”這類非常幼稚的想法。坦白講,當時的自己總會覺得“不窮志氣”不過就是爲吝嗇的父母爭面子的某種心態。但是人總會改變。著者走入了勞動者社會,變爲一名被好奇心和刺激感所驅動的國際打工仔。在這個過程中,漸漸的,原來對吝嗇的怨恨被“自我控制”的需求所代替。有限的薪水能滿足一些自我需求,但絕不會是全部。如何選擇突然變成了“志氣”的一個代號。

在高薪職缺稀少的東非,這種薪水的有限度更是達到了極限。而當一個人的收入僅能保證最基本的溫飽時,如何在短時間内抓到任何機會去爭取更多便有了很强的迫切性。可一名全職員工畢竟不是乞丐。員工的收入是以技術、汗水和能力所組成的綜合價值換來的。要交換到更多收入就要懂得方法適當、適可而止,而非一味利用情感上的“過不去”一再乞求。在這過程中,如何體現并提高自己的價值也就理所當然的成了“志氣”的象徵。越能表現出自己的重要性就越能得到老闆的青睞和慷慨解囊。去“求”便沒有了必要。

可惜自我表現本來就需要一定的自信。而在老闆面前可以展現的自信往往是本地員工最缺少的。生活中已有太多的外部元素賦予了他們會散不去的自卑。而這纍積的自卑使他們無法鼓起勇氣展現出高價值員工的“志氣”,又同時加劇了各種爭取的迫切性。在他們看來,本地生活大環境的種種缺點,以及這種環境投射于自己的各類不是,已經明確的決定了爭取的機會不僅難得,更是愈來愈少。每一次爭取的不成功意味著那次機會的一去不復返。一次又一次的永遠流失慢慢的磨消自信和志氣,留下自卑和貧苦。

有趣的是,自信的消失并不會讓一個人願意被他人任意擺佈。他還是會不甘願被老闆剝削到窮苦潦倒,痛苦不堪。因爲此時出現了所謂“尊嚴”的一種新意志。窮困的他忽然想到自己作爲人類一員的應有權利。他會認爲他應得到最基本能讓自己和家人活下來的資源。他會認爲每個人,不管如何背景,都應得到一定的平等對待。他會覺得這些要求與自己的價值和能力無關。反而,他應該得到的這些源自于常人對某些特定道德觀的向往和共鳴。而,越貧困,不伸出相應的援手就越會被認爲“不道德”。

這種道德爲主的邏輯在一個非政府組織是非常“吃香”的。拯救世界的理想本來就基於道德觀的認同,而一個拯救世界爲使命的組織被疑會讓其員工生不如死實在是常理不容。但大多非政府組織并不是專爲本地員工開的慈善機構。它們不能以“保護尊嚴”爲名對員工百依百從而導致有限資源的濫用及原本任務的犧牲。結果,組織對員工的“選擇型善待”就意味著組織突然有了爲廣大員工定義“什麽是應有個人權利”和“什麽是個人尊嚴限度”的責任。此時,一個奇怪的公式“組織内部政策=組織所信仰的道德觀”會開始成立。

特別是在東非這樣所在環境極其貧困的情況下,組織領導層會感到巨大壓力。對個人尊嚴的顧及不夠則組織名譽一落千丈,可導致政府查究而工作停止。顧及太多又會被員工利用,以後用更極端的方式尋求榨取更高昂的“忠誠費”。貧困的無所不在以及尊嚴和員工能力的概念脫鈎意味著組織的”被利用”不會自動限制在個別員工或個別事例上。任何尊嚴的訴求都將會是全方位的,包囊所有員工和所有定義的。最終,組織會在員工的頻繁抗議中一次次的妥協,而貧困中的個人尊嚴就成了員工綁定自己和組織利益的最强武器。

縱觀世界,這種個人對組織的約束形式并不罕見。不過著者在東非所見到的可能是最有效的一種。通常,人們的公開反對會起到左右政策制定和執行的作用,但其影響不會是決定性的。政策所謂的“統一性”和“客觀性”可能會是對草根反對運動的最佳反駁。現在在美國亞裔社區玩很大的聲援梁彼得既是一例。亞裔感受到的不平等對待并沒有引起法官的動搖或法律的改變。美國政府作爲一組織的抗壓能力足以讓其不肖一群亞洲移民在懲罰一個菜鳥刑警就被打擊的的脆弱尊嚴。

當然,將美國亞裔和東非游民的處境劃等號本來就很不適合。和有一餐沒一餐的東非農民相比,政治能力缺少但總體上生活滋潤的美國亞裔真的是幸福太多。沒有政治能力雖然代表著經濟上會有一定限制,可從來沒有誇張到影響溫飽的解決。與此同時,亞裔的教育成功也給予了他們職場上一定的自信和“志氣”。總的來説,沒有了絕對的貧困也就沒有了在日常生活中依靠“尊嚴”混飯吃的必要。個人的尊嚴是需要保護的,但如果在生活無憂的情況下拿“尊嚴”訛人衹能説是滑稽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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