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敗與公共財產濫用的關聯性

在著者工作的辦公室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儘管使用厠所的人數并不多（通常每天在辦公室里的工作人員不超過30人左右），厠所垃圾桶總會堆起滿滿幾桶的衛生紙。這些衛生紙雖被用過，通常都僅沾了些水而已且并不會有任何其他異物。而這些沒有怎麽被用過但已被丟棄的衛生紙每一條都大概有手指尖到胳膊的長度。以著者的簡單目測，僅是這些丟在垃圾桶里的衛生紙應該就等同于每天足足四捲的使用量。著者在家裏即便每天大便，大概一個月都不會消費怎麽多的衛生紙。

更令人奇怪的是，本地人照理說并沒有使用衛生紙的習慣。跟馬來西亞和中東的穆斯林國度相同，本地的厠所（包括本辦公室的）一般都會在馬桶旁有一個水管或一桶水供如厠者在大便後直接用水清洗臀部。即便是在城市里的大飯店、大商場的衛生間，如果管理人員不覺得有外國人利用也就不會特意放衛生紙。同理，在外國人很少光顧的日常品商店也不會銷售捲裝的衛生紙。也就是説，本地人在如厠時并不應該會想到要用衛生紙。從小的習慣也不應因爲在辦公室有幾個外國人就突然改變。

那麽，本地人爲什麽會要在辦公室的厠所里使用大量的衛生紙擦手呢？今日著者看到的一篇文章或許能給予一個較爲合理的解釋。文章中引用計劃經濟體里隨短缺經濟(shortage economy)而出現的“特權”概念去解釋人們爲何濫用公共財產。文章指出，在計劃經濟的制度型短缺中，私有財產的稀少異常的襯托出公有資源的豐富，從而扭曲了“富人”的概念。前文已談到“炫耀性消費”對暴富階層的重要性。這點在總體上相對貧窮的社會更有適當性。在高度公有化的短缺經濟中，公共財產的高調濫用便成了炫耀性消費的代名詞。

這種濫用在坦桑尼亞這樣的國家更有理由會被一般人視爲正常。其一，本國在大部分獨立歷史里都在信奉并試圖運行所謂的“非洲式社會主義經濟”。日常商品的短缺和國有企業的相對發達肯定是沒少見。即使是市場爲主的今天，社會主義官僚思想還是根深蒂固，沒有太多改變。其二，本地人消費能力的極度欠發達意味著私有工商業在整體經濟中所占比例很小。大部分非農人口若有幸能找到穩定（但薪水不高）的就業，工作來源最有可能是與某地、某級別政府有直接、間接關聯的企業或機關。這樣，炫富肯定是要炫公共財產的“富”。

在這種心態橫行的情況下，沒必要的浪費厠所的公有衛生紙不過也就是一個小小的例子。在本組織工作的期間，著者觀察到本地職員私底下可以用公共交通抵達的地方到工作是就會被説成是非專車而不可到達的地點。平常一天可以往返的地方要工作了就必須過夜。工作期間出差時話説“隨便吃吃”都能將一個人“簡單”的中午飯吃成在高等餐廳一夥人聚餐吃晚飯的價格。作爲當事者的本地員工必定會和親朋好友吹噓這些行爲不過是他們工作的“應有待遇”。對於對這種行爲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外國管理人員，他們不會感到任何的内疚或歉意。

當這種公共財產的濫用變成系統性的、被絕大部分人民認可（甚至是贊許）的行爲，它就可以被稱之爲“腐敗”。而腐敗最可怕之處就是其迅速的“傳染能力”。當人們看到有一個人不會因爲濫用衛生紙而受到譴責，他們也會迅速效仿。而濫用衛生紙的人再看到自己沒有受到懲罰後，必然會嘗試濫用其他、更爲昂貴的公共財產，直到被告知違規時找到濫用的“底綫”爲止。如果管理人員本身腐敗，他們便也不會以虛僞的批評他人腐敗去惹禍上身。結果既是泛組織、跨階層、大部分員工默許的貪污。

一個組織到了這個地步，已經不是濫用什麽、濫用多少、誰在什麽時候濫用的簡單問題了。當組織内腐敗橫行時，組織的高層領導必須花費巨大時間和努力重新教育職工們爲什麽濫用公共財產本身是不道德、不合法、不能被繼續容忍的行爲。在公民認知已將貪污作爲社會習慣(social norms)的一部分時，不管多大精力被用於改變這種行爲，其相對微小的效果都不能被接受爲一個滿意的成績。且正是因爲腐敗作爲社會習慣已成形，即便是推翻政治經濟結構也無法改變貪污隨時捲土重來的既定事實。

當然，腐敗并非坦桑尼亞或非洲的特有現象。雖然在更爲發達的過度，人們不會窮到連濫用衛生紙都可以看成是穩定工作中的一項“小確幸”，但有公用財產的地方就必定會有有足夠價值去貪污的事物。無謂的增加薪水不能保證濫用的減少。但如果人從小就認識到一個人一個人在公共場合的廉潔對社會整體對於公共財產的思維，或許還能在在組織、國家、社會中蔓延之前就將對腐敗的萌芽抹殺掉。貧困和長期對法律的不肖會使這件任務顯得格外困難。但如果一個組織能從像濫用衛生紙這樣的小事做起，或許某天真的全面的改變社會習慣。